一直以来，大明都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具有监督权的职务通过时间的发酵，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被监督者实际上的上司。

这一现象在很多职务上都有显著的体现，比如巡抚，一开始就是由中枢下派，以都御史身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若干级别)监督省一级行政官员及军事将领而出现的，后来形成惯例且常驻地方，就成为了现如今的一省最高长官。

又比如巡按御史，这个职务相比巡抚而言，迄今为止还保留着较强的“中枢特派”或“钦差”性质，但是其在地方上的实权表现，则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品级，以至于某些性格稍微强势一点的巡按御史，就能以正七品的身份把堂堂从二品的布政使呼来喝去，犹如属吏一般。

结果布政使们面对这样的巡按御史，还就真的只能唯唯诺诺，稍不如意就可能吃弹劾，严重影响仕途，甚至倒台。

要知道，从二品那是什么概念？六部侍郎号称堂上官，也不过正三品罢了！即使六部尚书，若无加衔的话，本衔也只是正二品。

倘若碰巧遇到高务实数年前的际遇，赶上总督不在本省，而巡抚又因故不能理事，则此巡按御史甚至就能代行巡抚职能。

巡抚有多大的权力？大明的巡抚可不是鞑清的巡抚，大明的巡抚举凡地方政务、军务、财务，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特殊事务如盐政、茶政、马政等等，他全都能管！

不仅如此，一些边疆地区的巡抚倘有个性强势者，甚至能主动发动战争——如辽东巡抚就经常干这事，高务实任辽抚时也照干不误。

能发动战争，意味着其职务本身具备这样的权力。但巡抚原本只是一介文官，什么时候有了发动战争这种按理说应该只属于朝廷中枢的战和大权的？

这个权力的来源大概要上溯至正统二年五月。当时英宗接受三杨内阁的建议，任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理甘肃边务，在给王骥的敕书中有这样两句话：“边务，国家大事，而甘肃尤为要冲。比者将非其人，兵备废弛。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仍具奏闻。”

请注意“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这一句。之前说过地方三大佬为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由于巡抚在大明中后期，已经力压总兵和镇守太监掌握地方实权了，他去和后二者开会议事，就好比后世的书记碰头会，那肯定是一把手才能拍板啊，你两个副书记建议是能提，但提了建议能不能算数，那不还得看书记是不是认可么？

于是巡抚就具备了这个“会议”的决定权，而这个会议是干嘛的？是负责制定“战守方略”的——守不必说，战就很厉害了，因为“战”就是指主动开战。

当然，根据大明的实际情况和心态而言，套用后世的一个名词，这种主动开战应该都属于“预防性战争”。即我通过各种情况判断，认为你可能侵犯我，故我先发制人把你揍一顿再说，以此确保你不会具备侵犯我的能力。

回过头来说，一个原先只是为了监督地方官员的职务，到最后居然权力大到能和周边势力开战，可见大明朝的监督体系……确实非常有特色。

说巡抚和巡按，其实就是要说户部监督驿站的这个新体系。这个体系目前也正在朝巡抚、巡按权力扩大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在去年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户部外派到各地驿站进行监督的官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省级驿站体系一把手”的苗头，而且这个苗头的出现本身就有高务实故意纵容的因素存在。

怎么纵容？好办。

举个例子，高务实以户部尚书身份委派户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赵某，前往山西“审计山西驿站”，为期一年或两年、三年都行。

如此一来，这位赵员外郎便在此“为期”以内，具备了山西一省驿站的全面审计之权，整个山西布政使司境内的驿站都归他负责审计，也就意味着他有了固定区域的驿站监督权。

户部原本不设员外郎，只有郎中、主事两级，后来在宣德七年曾经设置过三个员外郎，其中一个在中枢打杂，剩下两个是为四川清吏司、云南清吏司特设。但这两个职务也没设立太久便重新革除，至此户部就只剩一个在中枢的员外郎，成为夹在一大堆郎中(上级)和主事(下级)中间的特殊存在。

去年高务实收拢财权，除了搞出户部四侍郎制，新设两署十三司之外，还在户部原先的架构下设立了一批员外郎，这些员外郎因此就以从五品的身份外派，去地方专司驿站监督。

考虑到兵部车驾司一共只有四名官员(正五品郎中二人，正六品主事二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外派人手分别管理各地驿站，故户部派出的这些员外郎，显然就成为各省架构下驿站驿丞们的顶头上司。

正因如此，这次《革新驿站疏》才会是由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领衔主笔，理论上驿站体系的大老板、兵部尚书周咏反而只能附署联名——当然，这和高务实与周咏两人在实学派内部乃至于整个大明政坛的威望差距也有一定关系。

不过事情还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之前说了，大明的驿站体系分为“三驾马车”，除了水马驿之外，还有急递铺和递运所。

这个急递铺非常有意思，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听说，所以要重点说一下。

急递铺的主要职责是用来传递消息。每个铺有专门的小房子，修得很简陋，但却是统一制式：“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

绰楔其实就是明清的官署牌坊，按后世的话来说，急递铺就是门口一个衙门牌坊，屋里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墙上挂一块钟表，桌子上放两个笔记本。这就是基本情况，至于其他设施设备……欠奉。

急递铺的递送人员叫做铺兵，明袭元制未改。《元史》里对铺兵的装束是这样描绘的：“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又说：“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大明时期也同样如此，“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

那么急递铺是怎么运行的呢？是“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

刚才说过，铺兵的“装备”里有个铃铛，这是一个专门的铃铛，就如同现在的汽车喇叭似的，老远听到汽车的喇叭响了，你不会认为是有人骑自行车来的，铺兵的铃铛同样如此。

比如说你现在是八里铺的铺兵，你在铺里上班。这一天你正在屋里坐着，听到外边由远及近一阵熟悉的铃铛声，你连忙起身出门查看，果然就看见一个背着包袱、拎着长枪、挂着铃铛的哥们气喘吁吁冲你来了。

这时候你该怎么做呢？首先，把这哥们包袱接过来，包袱里是个夹板，夹板里是写好的消息——消息可能是前线军情，也可能是朝廷的紧急命令，但是这都与你无关。

你要做的是把包袱接过来背在自己身上，在那个哥们拿着的的小回历本上签字，表示签收——跟后世的快递签收是一样的。

小回历本就是物流单，你需要在这个上面写上你签收的时间——前面说了，屋里挂着钟表呢，你只要脑子没糊涂眼睛没瞎，那就断然不会签错。

写清楚时间，再写上你的名字，比如“万历二十年八月十五辰时三刻顺天府逐鹿马驿八里铺高务实收”这样的。写好之后，拿上墙边你的一把缨枪和一条棍子，然后就该出门了，必须一路跑步直奔十八里铺。

为啥要强调一路跑步呢？因为你需要赶紧走——按照一铺十里地的规定，这个距离之下传递时间是固定的——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三百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

把这个时间和距离换算一下，大概相当于你要在四十五分钟左右走五公里，可以提前但不能延误。后世正常成年人步行的速度，一般就是每小时五公里左右，慢跑速度大概在九公里左右，快跑速度是十二公里。那么按每小时九公里的慢跑速度，五公里大约只要三十五分钟，算起来这个时间足够了。

其实不然。

要知道后世的这个标准，其前提条件大有不同。现代人跑步是在马路上，硬质柏油马路或者软基水泥路，出去搞个锻炼一般都是阳光正好、微风拂面，脚下穿着新买的运动缓冲跑鞋，身上穿的是透气排汗速干的运动T恤，一边听着音乐轻松惬意地跑。

然而铺兵那是在明朝，且不说地形如何，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山路烂路。单说路况，很多人老家村里当年没修公路的时候那种泥土路，跑步的速度都是要降低的。

每三刻行一铺这个速度限制是固定的，风和日丽是这个标准，狂风暴雨也是这个标准。无论你迟到的原因如何正当，由于朱元璋定的规矩没有什么弹性，所以该罚就还得罚，你要讲道理恐怕得去南京孝陵“面圣”。

再说了，这个规定不仅是狂风暴雨你也得递送，哪怕三更半夜，你接到东西也是需要递送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你这个倒霉催可能在凌晨三点收到件，然后冒着狂风暴雨，顶着闪电惊雷，走着泥泞不堪的山路，赶上十里地，传递到下一个铺子。

所以说铺兵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这种辛苦，换来的就是消息昼夜传递三百里的效率。

之前说过，骑兵每天的行进速度是七十里，再快的话马匹就可能受不了，而且马匹受天气、地形因素影响太大，比如在河北可能表现很好，但你换做是在云南就直接拉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急递铺这种完全人工传递的方式，反而成为了最快、最及时的方式，昼夜三百里，从北京到昆明的五千里地，十六天就到了。也就是说，在如今大明这个年代，云南如有突发军情，皇帝最快可以在十六天之后得知消息。

但是问题来了，急递铺全部采用人力，而且每个急递铺全天十二时辰不能缺人，需要N班倒的有人值班，且设置密度高达十里一铺，那么全国需要多少人为急递铺服务才算够用？如此巨大的人员配置又需要发多少薪酬才能维持？

更糟糕的是，急递铺与水马驿不同，水马驿在高务实前一次《纾驿路疏》改革之后有了一定的创收能力——就是当做沿途的国营招待所来办。然而急递铺没有这项能力，如果把它当成一家企业来看，那就是迄今为止都还处在纯亏损状态，没有丝毫盈利能力。

高务实此次在《革新驿站疏》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且提出必须使急递铺拥有自己的财源，不能始终全靠财政拨付来维持。

但如果仅仅如此，甚至哪怕他想到了解决办法，王锡爵夸他一句王佐之才也就完全够了，不至于用曹植所谓“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来称赞他的品行。

之所以王锡爵会如此称赞自己的政敌，是因为高务实在《革新驿站疏》中提到的办法是主动让出京华自身已经执天下牛耳的一项能力。

高务实表示，京华在这些年里靠着自己的物流体系，兼行了一套“邮传投递”之法，即在某个区域范围之内统一接受信件及重量有限的包裹，再根据寄件者所寄信件或包裹之重量、路途之远近来收取相应的费用。

京华方面会提前与寄件者约定，在某个时间段内确保该信件或包裹完好无损的投递至目标人手中。高务实认为，依托急递铺在全国各地均有铺开的优势，这一收费投递的邮传买卖完全可以实行，且急递铺相对于京华的物流体系还会具备一些优势。

哪些优势？首先就是全国铺开这一优势。京华作为“私企”，就算财力再强也不可能十里一铺开满全国，而急递铺的这一优势已经天然存在。

其次，京华的邮传投递是依托本身的物流体系来进行，它不是专业的，所以速度方面其实并不能算快。比如从苏州往京师投递，可能需要等几艘货船都基本满载之后才会出发，因为这才能确保航行安全，而这就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

急递铺如果来做邮传投递，就没有这种劣势了。全国的铺兵们实际上是在搞“接力赛”，完全可以随到随送。

或者哪怕考虑到人需要休息，也可以做出一个限制，比如一天之内至少需要送五个铺、六个铺之类的。每位铺兵每送一次都可以单独按件计价来获得报酬，这个报酬，铺兵与急递铺可以分账，比如七三分，铺兵拿七成、铺里拿三成，具体比例可以另行商议……如此按月结算，朝廷、铺子、铺兵三方都有好处，而寄件者与收件者也获得了方便，完全是皆大欢喜。

当然，唯一应该不欢喜的大概就是京华自身，因为这个革新一旦施行，它显然是唯一一个利益受损者。

王锡爵赞叹的就是这一点，割自己的肉来完善国家的制度，这不是“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是什么？

而且该夸的事情还没完，因为还没说到高务实针对递运所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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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书中涉及到改革的各种政策这一块，真的是我格外用心的方面。尤其是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在写某些不由高务实亲自指挥的战争时，经常性使用“留白”写法，对比一下就看得出来我写改革是真的上心。